12月16日上午，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小安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高端论坛上为我们带来了一次主题为“后真相时代的情感表达：不同语境下的审视与反思”的演讲。
郭教授一开始就提到了该主题的缘由：很多研究生做有关后真相的选题。他表示，研究者要么把后真相时代视为我国当下既定的社会文化现状，要么将后真相时代视为社交媒体的某种社会病症，呼吁政府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治理，于是，只要出现网络热点事件，总是伴随着大量的有关“后真相时代”的思考，如新近发生的“江歌被害事件”，“红黄蓝事件”等，甚至出现了“满屏皆谈后真相”的奇特现象。基于此，应该正本清源，考察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对中国现实进行解释，否则只会导致“食洋不化”的后果。
接下来，郭教授阐述了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后真相在本质上是对西方理性化过度的一种平衡和矫正，它并没有突破民主与法制的既定框架。后真相多在新闻学界进行讨论，是对生产真实新闻的一种反思，也是对传统新闻专业主义者提倡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数据化的一种反动。在这里又讲到了新闻的本质，他强调，哲学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是根本达不到的，新闻真实更多表现在“程序规范和有机真实”。
第二，中国激烈的情感表达恰恰是制度参与渠道不足引发的挤“挤压效应”。在这一观点中，郭小安教授首先谈及中国现阶段制度性的弊端，这些弊端伤害了公众权利与利益，由此产生了负面情绪。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网络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情感动员的逻辑。在传统的政绩观和“压力型体制”作用下，导致部分公众企图以泄愤获取关注，迫使政府就范。后又讲了公众情绪的动员必须借助仇恨叙事，悲情叙事，恶搞叙事这些特定的叙述框架。
第三个观点，也是一个总结：情感与理性互相影响，不能割裂，“后真相”唤醒的只是被隐藏的情感。他表示，中国的情感表达抗争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感动员策略，但不能简单地冠以“非理性”之名，这种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特定政治机会考量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总之，后真相揭示的是情感与理性相互竞争博弈后矫正的产物。
最后，郭教授表示新闻工作者也要有生态思维，无论好的坏的都应该得到合理表达，应该对网络社会的情绪进行探究，了解情绪表达背后的社会心理，获取更有益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