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莉，广州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5级学生，现任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疫情发生后，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派往武汉前线的第一位记者。 

下面是黄嘉莉师姐在武汉抗疫一线的采访手记

一  大年夜奔赴武汉一线  “妈妈，对不起” 

    1月24日，广州，阴 

“第一批广东医疗队今天专机飞武汉，我们台有两个随行采访名额，你要去吗？”大年三十的下午五点，我还在台编辑机房赶发当天南方医院组建医疗队的报道，接到电话的一刻，我心里一紧，只听见心在砰砰地跳。我不知道这是兴奋还是紧张，也许都有，但我知道我必须去，因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使命。

接下任务后我赶回家里吃团圆饭，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要如何跟父母开口。出发安排和各种联系让我的电话响个不停，但我还是假装从容地偶尔接一下电话。直到放下了筷子，我才跟他们说出了我要去武汉的事情。饭桌前突然一片沉默，妈妈的眼睛开始湿润，我以为她要说我怎么不跟他们商量就定下来了，但她一直什么都没说。幸得妹妹先开口，“记者走在前面报道是自然的事，去吧，家里有我陪着爸妈。”随后爸妈也附和道不用担心他们，但我知道一切的焦虑和担心只是无法言表。妈妈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但到我出门前的一刻，她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的脑海里都是从前的事情，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在回放。爸妈一直希望我跟妹妹从事金融相关行业，工作稳定又不奔波，但我跟妹妹大学的时候分别选了新闻学和医学心理学，还因此跟家里大吵了一架。以前忙着各处跑新闻，我妈会说，你一个女孩要怎么跑一辈子，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要怎么办呢，在办公室上班不是更适宜吗？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妈并不十分认可我的工作。但今晚我知道我错了，为了成全我的理想，我妈努力克制住了心里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克制住了眼里的泪水，假装镇定地把我送出家门。有人说我们奔赴一线的记者是无私的，但对于我的家人来讲，我知道我是自私的。

“爸爸妈妈对不起。” 

二  物资紧缺 医疗队口罩只够再用一天 

    1月27日，武汉，晴 

跟随医疗队抵达武汉的前两天，我们一度没能分配到口罩，只能用自己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几个。这是我跟同事完全预料不到的，跟着医疗队能缺医用物资？但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乘飞机前来，能运送的物资重量有限，而对接的汉口医院经过长时间的高负荷运作，物资也所剩无几了。领队郭亚兵主任直言，医疗队前线医护人员的口罩只够再用一天。我们立刻把消息发出，马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爱心企业爱心机构甚至热心市民个人，纷纷向医疗队驻点送来医用物资。以前总是以第三方的角度报道爱心捐赠，这次我是报道者，也是接受捐赠者，这才让我更深刻体会到这个词：“社会责任”。有些个人和企业甚至不愿留名，捐赠完就离开了。

三  进入隔离病区 直面生死时刻 

    1月29日，武汉，晴 

防护物资均到位后，我们首次进入病房采访。那一整套防护衣把我们包得严严实实的，身体没有一处地方露在外面。呼吸喷出的雾气把护目镜变模糊了，在这套衣服里我感觉自己是又聋又瞎，我完全无法想象医护人员一整天穿着这套防护衣在病房工作的感觉有多难受。

在病房抗疫的一线，没有领导和下属之分，医疗队许多医院的大咖们，也就是平时你提前一个月也挂不上号那种，在这里天天搞卫生、倒垃圾。因为疫情爆发以来汉口医院的清洁工和保安等很多人员已经顶不住，直接走了，因此医疗队只能自己来做病区的清洁工作。据他们第一天进入病区的回忆，有护士小姑娘直接就被吓哭了，垃圾岗一样的病房到底要怎么开展工作。隔离病区跟穿防护服的缓冲区之间有扇门，门上还有几条两根手指粗的门缝，“这能算缓冲区吗，隔离区外面同样是污染区吧。”

这就是第一批医护进去后心里的疙瘩。幸好大咖们还是功力颇深，就地取材把缓冲区改造了一下，用透明胶把门缝贴起来了，后来还重新建了一扇新门。然后制定严格的院感控制程序，要求大家必须严格执行。这当中大家公认最喜欢骂人的就是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领队刘大钺了，他自己也直言要做好医院的工作，说好话没一点用。另一个说自己会骂人的就是珠江医院的领队王华，在第一天带队前往汉口医院值班的路上他就说，我这几天要骂人了，不骂你们是记不住的。其实他们就是为了保护进到病房的每一个医护人员和媒体记者。

思绪又回到了眼前的病房，这里的情形确实让我吓了一跳。有人在走廊里端着饭盒吃饭，没穿防护服，耳朵挂着松开的口罩，绝对的“裸奔”。

“他们是？”

“病人的家属。”医生的语气有点无奈。

原来因为陪护人手严重不够，加上病患和家属焦虑的情绪，所以无法把家属完全清出病区。他们当中有些防护意识好的还知道戴上口罩、护目镜，不在病区饮食，但有些就比较随意。让医疗队最忧心忡忡的是，这个现象不只汉口医院，武汉很多医院都存在。这些探护过病人的家属，最后就会带着身上的病菌走出病房，走到街上，走回社区，走进家里，走到武汉的各个角落。面对着还在不断增加的病人数量，医护们一筹莫展。

突然一阵急促的喘气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我们快步向病房走去，一名男病人因为呼吸困难，口中发出了尖锐而急促的声音，像汽笛又不完全像汽笛，声音有点诡异。三四名医护人员正围着他进行急救，旁边还放着几瓶氧气罐。一名医生马上把我们拉开并叮嘱：“别靠太近，这个时候的传染性是最强的”，但病床前的四名医护一个没退。 

我的眼睛又湿了，我发现我最近变得特别软弱。 

四  夜再黑，也有人在寻找星光 

    1月31日，武汉，小雨 

一天夜里结束采访，我们走在汉口医院的路上。一台停在路边的车，车顶上的东西反射了救护车的光，一晃一晃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走近一看，居然是一个点滴瓶。一根棍子撑着点滴瓶，从车窗户里伸了出来，有病人正在车里打吊针。车主说他姓王，最近每天晚上都会带着发烧的妈妈来汉口医院门诊打点滴，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妈妈从年初二就开始出现发烧的情况，虽然当时对于新冠肺炎已经有所耳闻，但完全不会想到妈妈有被感染的可能。因为妈妈居住的小区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老人家平时活动范围不大，就是社区附近买买菜，接接孙女。但随着妈妈的病情反复，并开始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他们才开始怀疑可能妈妈是被感染了。由于无法排上队做检查，没办法确诊，王先生跑了十几家医院依然无法让妈妈住进去。于是妈妈只能在家里自我隔离，由爸爸照顾着。妈妈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怕死，反正时间到了就去吧，只要不传染给家人。王先生的老父亲说他还记得03年发生非典疫情时全城戒备的情况，但怎么都没想到“怎么这次会是我家，怎么会呢”。

其实在武汉各个医院，都不难发现像王先生一家这样的情况。病人数量太多，医院长时间高负荷运作，很多病人都住不进去。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到底要看向哪里才有星光？我从未像此刻一样，如此渴望看到英雄从天而降。 

五  我们被隔离了 那个几乎无眠的夜晚 

    2月1日，武汉，小雨 

虽然只是幻想过，但坏消息还是来了。进入病房后的第二天，我们媒体团有一位记者发烧了，高烧近39℃。作为密切接触者，我跟我的摄像同事，都被要求在房间自我隔离。第一天晚上关了灯，我一直都睡不着，想象如果自己被感染那怎么办，父母和妹子怎么办，我的抵抗力能像轻症患者一样撑过去吗。但一切都没有答案。

黑乎乎的房间像个洞把我包裹在里面，没有从前也没有以后，时间像停止了，永远留在这一刻。这个时候才明白，感染人数、危重症比例、死亡人数、出院人数，其实这些全都只是一个数字。

对于每个人来说，面对疫情，只有0和100%。其他都毫无意义。 

六  哪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他们都是挺身相救的凡人而已 

    2月7日，武汉，晴 

武汉两神山医院开始运作，13座方舱医院也一座接一座建成了。广东的医疗队大军一批接一批到达，我已经数不清来了多少批、来了多少人，不只是武汉，他们更开始支援荆州。

后来，王先生的妈妈终于住进了方舱医院，那位记者的核酸检测为阴性，我们也安全渡过了隔离期，恢复了正常工作。在我们被隔离的这段时间里，每天凌晨，在半睡半醒中，我总能听到医护们出门去医院换班时，酒店走廊上那轻轻的脚步声。有一天我还听到了一名女医护在走廊上跟家人通电话时，那轻轻的哽咽声。世上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冒着巨大的风险走到一张张病床前的医护人员，他们也是凡人而已。他们只是比我们更勇敢、更无私，他们就是我们的英雄。

湖北的确诊病例数还在不断增长，我们的工作仍未结束。但与英雄为伴，我相信我能继续走下去。